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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魯博林

　　詩歌，這一文學皇冠上最古老而璀璨的明珠，在當代社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境況。一面是大眾偏見的橫行，譬如“詩歌就是分行”“寫詩是無病呻吟”等論調(diào)甚囂塵上；一面是詩歌內(nèi)部的分裂，學術話語與商業(yè)話語分庭抗禮，業(yè)內(nèi)與大眾水火不容。有人自說自話，有人以為噱頭，有人不屑一顧，詩歌之處境尷尬若此。

　　然而，不同于許多文藝種類在國際化浪潮下“走出去”的步履維艱，眾說紛紜的中國詩歌，反而有了“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的美譽。就在前不久，在由中國作協(xié)詩歌委員會、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協(xié)會、《詩刊》等主辦的“2016西昌邛海‘絲綢之路’國際詩歌周”上，海內(nèi)外的100多位詩人、藝術家和專家學者會聚一堂。

　　拋開了商業(yè)的浮躁，摒棄了論戰(zhàn)的火氣，詩人們回歸詩歌本身，就詩歌的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展開一場豐富而詩意充沛的言說。

　　從民族性到世界性

　　“對任何一個詩人來說，從他出生的那一天開始，特別是他后天成長的經(jīng)歷，毫無疑問，在他的身上都會深深地打下他所屬的族群和文化的烙印。”在詩歌周的開幕典禮上，組委會主任、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吉狄馬加這樣說道。

　　在身為彝族詩人的吉狄馬加看來，民族性始終是他創(chuàng)作的源泉和靈感，是那塊“有歌、有巫術、有魔幻、有夢與現(xiàn)實相交融的土地”培育了他的文學品性。在一首名為《黑色狂想曲》的詩中，他寫道：“讓我的每一句話，每一支歌/都是這土地靈魂里最真實的回音。”

　　如此鮮明的民族性表達并不是孤例。在詩歌的國際體系中，民族性（nationality）有時也被表述為地域性（locality）。出生于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亞詩人馬爾科·卡沃斯，就把“根植在出生之地，有著特定的語言，以及由習慣和精神遺產(chǎn)塑造的皮膚”定義為地域性。他聲稱，唯有在地域性的維度中，他才“感到安全，甚至渴望”。

　　地域性往往賦予一個詩人以強烈的地方性標識。即便在中國的部分地區(qū)，譬如香港，就很強調(diào)詩歌的“在地抒情”的傳統(tǒng)，即對于一個地方的記憶、想象、認同與歌詠。這對于地方性標識正尋求突破的內(nèi)地詩歌而言，無疑是一個啟發(fā)——與其讓詩歌在宏大敘事中懸空，不如腳踏實地，為所在的土地歌詠。

　　“90年代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以及文學自身生態(tài)的變化和調(diào)整，無中心時代已經(jīng)來臨。地方詩學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除根’過程，我們這個時代的不安、孤獨和無根的彷徨，正在于‘地方性知識’喪失過程中，我們無以歸依的文化鄉(xiāng)愁和精神故鄉(xiāng)的日益遠離。”詩人霍俊明說。

　　因此，在不少詩人看來，地域性的重振將是當下詩歌必然經(jīng)歷的階段。

　　反觀世界性。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世界性是一種剔除了民族性、地域性所余下的“普遍性”，但去除自我，盲目比附，常讓這樣的“普遍性”顯得空洞無物。在詩人樹才眼中，世界性不過是一種更大范圍的“地域性”。“世界性指什么？我認為就是一個人的地球性，一個生命的人類性。”他認為，為自己而寫，為民族而寫，為世界而寫，其實是一回事。

把“他們”看作“我們”

　　在當代文藝“走出去”的大背景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關系也經(jīng)過了無數(shù)次的表述。

　　曾經(jīng)，固守地域性被認為是對世界性的抵抗；后來，我們又認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然而在詩人楊黎看來，這兩種說法事實上都蘊含了一個值得警惕的假設：即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分割開并相互對立的。

　　“我們不能把所謂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與這個世界的普遍性對立起來，那樣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無疑是狹隘的、極端的。”對于這種對立的傾向，詩人吉狄馬加表達了他的不贊成。楊黎也說，強調(diào)地域性與世界性的對抗，是一種世界破壞主義，其目的是反對現(xiàn)代性。

　　可見，詩人對民族性和世界性關系的理解，并不流于表面，而更多看到了概念背后的創(chuàng)作實際。在克羅地亞詩人達米爾·索丹看來，正是因為詩歌源于個性，所以它始終自然地表現(xiàn)出一種對普遍性的親和力。吉狄馬加則表示，只有當詩人的作品深刻地表達了內(nèi)心獨一無二的感受，并通過翻譯為讀者所接受，他的詩歌才具有了世界性的價值。

　　在此方面，一個吊詭的現(xiàn)象是，幾乎所有詩人都無一例外地，將“個性”與“共性”這對貌似對立的概念放到了天平的同一端。這源于背后一個被忽略的事實——即詩歌永遠是“自我”表達，而“自我”正是全人類溝通的“通用貨幣”。

　　毫無疑問，“民族性”的本質(zhì)就是自我書寫，這也是詩歌的本質(zhì)。所謂“世界性”，不過是從“小我”擴大為“大我”——無論如何，依然是“我”。相對于全盤否定的“無我”和空談概念的“超我”，詩歌的感染力唯有建立在“有我”之上，才能表現(xiàn)人的真實情感和內(nèi)心經(jīng)驗，進而觸動整個世界。

　　“我是詩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人。我為自己而寫，也為人類而寫。”在談及“小我”與“大我”關系之時，樹才以一種詩意化的形式表達了他的感受。這段簡短的宣言未曾言明的一點是——中國詩歌要想走出去，唯有把外界的“他們”，看作是一個共同體的“我們”，才能真正與世界融為一體，發(fā)出具有“世界性”的聲音。

　　人是最終的標尺

　　為“我”書寫也好，為“我們”書寫也好，詩歌創(chuàng)作都不是口號和理念，而是人本身。對此，本屆詩歌周的組委會副主任、四川省作協(xié)主席阿來有他獨到的理解。

　　“相比于概念，我更關心的是人。”阿來認為，民族性不是刻意為之，只要忠實地寫人的生活，表現(xiàn)出他們的言談舉止、行為方式、心理感受，自然就會有民族性，因為沒有一個人不是生活在文化的浸潤中。小說是這樣，詩歌也同樣如此。

　　在丹麥詩人尼爾斯·弗蘭克看來，詩歌的目的在于人與人心靈的溝通與對話，其基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情感。他以一首被翻譯過的中國明清時期的無名詩為例：

　　“我心非心，我心已死，可要拋棄一個孩子，如何忍心！

　　噢！揚子江的水啊！請慢點，再慢點！不要沖擊那些巖石”

　　這首詩講述的，是一位母親因無力保護女嬰，而不得不棄之入河的悲慟。“顯然，這些情感人人都有，不僅亞洲女人有，全天下女人都有。”尼爾斯說，“詩歌是人類感情的共同語言，這也解釋了為何世界各地的詩人比普通人更能理解彼此。”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人”成為詩歌的最終標尺，也是從民族性到世界性的最終標尺。

　　人作為標尺的意義不僅在于創(chuàng)作，也在于閱讀和接受。作為“非非”詩派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詩人尚仲敏說，即使再優(yōu)秀的詩人，他的詩也不能寫出來只給自己一個人看，他需要讀者和知音，而且越多越好。“那些沒有讀者的詩，注定是‘壞詩’。所以，好詩人和好詩的最起碼的標準就是：讓人看懂。”

　　這對于所有即將從故鄉(xiāng)出發(fā)、向著“詩和遠方”前行的詩人而言，也許是一個最簡單卻又最深刻的道理。

　　原標題：中國詩歌：如何從“家鄉(xiāng)”走向“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