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關注長征，顯然是受了斯諾的影響。“盡管二次大戰(zhàn)期間我未能去中國，但是我同斯諾的多次交談，加深了我對長征的興趣。”關于長征，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這樣寫道：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一部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那時，索爾茲伯里就決心要實現斯諾的遺愿，爭取寫出長征的全過程。

　　直到1984年，時年76歲高齡的索爾茲伯里才完成了屬于他的長征——歷時兩個多月，跨越7個省，行程約1.2萬公里。1985年10月《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在美國出版，在很短時間里就擁有了眾多讀者，并在歐洲和亞洲的主要國家翻譯出版，三年后，在中國也有了中譯本。

　　“在我們這個世紀中還沒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長征一樣讓人如此神往，也沒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樣如此深遠地改變了世界的未來。”這是索爾茲伯里在書中對長征的概括。

　　這些并非夸大之詞——在漫漫征途中，紅軍進行了600余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跨越了近百條江河，攀越了40余座高山險峰，穿越了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征服了人類的生存極限。長征，放在人類歷史的哪個時段都是獨一無二的，而迸發(fā)于其中的英雄主義火花所燃起的一個民族的夢想，更是怎樣強調都不為過。

　　有關長征的敘述是無數人反復書寫后“層累的堆積”，但不可否認的是，斯諾與索爾茲伯里這兩個美國人一前一后寫的兩本有關長征的名著，提供了關于長征史詩的豐富細節(jié)，賦予了長征更多的國際坐標，使它在更為廣闊的對比中獲得了認同。

　　作為20世紀8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美國記者之一，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這本書中顯示了一名優(yōu)秀記者所具備的綜合素質。為了呈現這些“前所未聞的故事”，他調動了所能調動的所有資源，事先做足了功課，不僅查閱了大量與長征有關的資料，咨詢了胡華、王愿堅等相關專家，還對幸存下來的高級將領、黨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屬進行了扎實而全面的采訪，比如陳丕顯、伍修權、王炳南、劉英等。重走長征路時，他懷揣著心臟起搏器，攜手也已古稀之年的妻子夏洛特和74歲的好友、“中國通”謝偉思，在時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副館長秦興漢和外交部資深譯員張援遠的陪伴下，沿著第一方面軍的長征路線行進，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戰(zhàn)斗過的部分地區(qū)。每到一處他便與當地干部、學者，尤其是革命紀念館或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座談。為了獲得第一手的資料，他訪問了當時為紅軍配過傷藥、縫制過衣帽、運送過傷員、做過飯、擺過渡的諸多老人，詳細了解每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白天采訪、考察，晚上則立刻用便攜式打字機整理采訪素材，索爾茲伯里的“拼命”給隨行的中國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人們記憶的種種偏差，即使是關于一些重要事件的講述也存在著多種版本。索爾茲伯里堅持一個事件一定要有三個以上的資料來源才會在書中采用，這也是他的書被認為具有更多參考價值的原因。

　　索爾茲伯里說，自己是帶著問題走過萬水千山的。他和所有的外國朋友一樣，想搞明白紅軍為什么可以數次置之死地而后生，長征又是怎樣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贏得了天下。

　　1934年10月16日，中華蘇維埃中央紅軍從瑞金開拔時。這一行動極為機密，除了最高決策者之外，許多紅軍戰(zhàn)士并不知道他們在進行一場戰(zhàn)略轉移，而最高領導人對于紅軍的未來也沒有明確方向。書中記載，毛澤東當時只能躺在擔架上前進。擔架主體由兩根堅韌的空心竹竿組成，中間是繩網，十分輕便，像水手的吊床一樣可以上下左右搖晃。毛澤東的身體非常消瘦，深深地陷在擔架里，決不會因為睡覺而掉到外面，因此也不用把自己綁在擔架上……

　　在他的筆下，紅軍行走的雪山與草地人跡罕至，是地圖上沒有標注的土地。“沒有人來這里探察，沒有人在這里居住。也沒有人可以在這個地方生活。即便是英國專家經營的中國郵政系統也不能到達這片區(qū)域，紅軍搶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向草地挺進的時候就已經走出了地圖的范圍，雪山翻了一座又一座，似乎沒有盡頭……”索爾茲伯里并沒有回避毛澤東對斯諾所說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那雖然是個美麗的月夜，但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分歧已經不可調和，長征極有可能前功盡棄……最終一個北上，一個南下，終于分道揚鑣……

　　雖然索爾茲伯里更關注細節(jié)，更擅長復原每一個事件發(fā)生發(fā)展的關鍵點，但當你讀完所有的章節(jié)，就會明白，他想要傳達的是：長征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征程，也不是一場場簡單的戰(zhàn)役，而是中國共產黨人尋找真理的偉大遠征。在他看似客觀的陳述中，我們每個讀者都會明白，經歷了遵義會議、紅一方面軍戰(zhàn)勝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堅決北上、三大主力會師西北等重大事件之后的共產黨人，第一次形成共識，只有尊重中國的國情、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才能把革命事業(yè)引向勝利。

　　長征的壯懷激烈，不僅僅是因為感天泣地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更因為它是中國革命的熔爐，是殘酷的思想交鋒的前沿，是不斷在血的教訓和斗爭考驗中走向空前團結的歷史必然。經歷過長征的紅軍有了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和對未來的憧憬，有了核心的領導層和核心的戰(zhàn)斗力，那種戰(zhàn)友情超越了原來的血緣關系和簡單的地域關聯，轉化成堅不可摧的凝聚力。

　　我們不得不佩服，一個外國記者，通過自己的采訪、寫作與思考，水到渠成地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經過長征，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便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從長征開始到新中國成立的數年間，看起來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撲朔迷離，翻云覆雨，而共產黨人再未缺席，不但成為重要的角逐力量，而且成為最后的勝利者。

　　長征猶如一個骨架和橋梁，把1949年前中國革命的兩個歷史階段——瑞金時期和延安時期完美地連結了起來。直到今天《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依然是研究長征的專家學者經常提到的一本經典。這正印證了當年作者的判斷，他說：“我只能重復埃德加·斯諾就這場‘激動人心的遠征’說過的話——它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在它仍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和激情。我想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01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