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太公望博，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

其三，“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yǎng)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quán)與奇計，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謀皆宗太公為本謀。”

在這三種說法之中，第一種民間傳說的意味最濃，其余兩種則跡近于紀(jì)實，但差異又頗大，究竟以哪一種為準(zhǔn)已難以考證了。關(guān)于太公望身世的這種其說不一，本身也許正說明了他的血統(tǒng)不像周公旦那樣足以成為最可珍貴的資本。

不過，太公望在輔助周人滅商的事業(y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史籍記載卻是確切的。太公望輔佐了周文王和周武王，被尊為“文武師”，武王還尊之為“師尚父”，最高統(tǒng)治者對他的這些稱謂足以說明他的歷史地位和功績。據(jù)《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周文王時，“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為多。”

而到了武王時，九年，欲修文王業(yè)，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后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fēng)雨驟至。群公盡懼，惟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 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分奉明水，衛(wèi)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fā)巨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正是因為如此，“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可見太公望的被封，主要原因在于“謀計為多”、“謀居多”，也即主要在于功勞與貢獻。那么，他在受封于齊之后，在齊國推行“尊賢上功”的基本國策，也就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姜姓的太公望是以外戚姻親兼功臣的身份而受封的，這也會使他對封國的感覺與周公旦不同。這是因為，周天子分封、管轄的諸侯方國，屬于周王朝統(tǒng)一的政權(quán)機構(gòu)和系統(tǒng)，自身不具備完整的國家政權(quán)機構(gòu)。這樣，他們還必須以臣僚的身份為周王室服務(wù)。上文已經(jīng)提到，太公望姜尚輔佐文王、武王，就是這樣。

《史記?楚世家》載“楚子熊繹與魯國伯禽、衛(wèi)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左傳?昭公十二年》載“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也都是這樣。在《尚書?顧命》中，還記載了周成王死后齊侯呂伋奉命帶領(lǐng)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太子釗即位(是為周康王)的事，更說明了這種臣僚地位。雖然同屬臣僚，同姓與異性畢竟又有親疏之別，太公望不可能不懂得這一點。

另外，齊國的國君雖然被稱作“公”，如太公望、丁公呂伋，但這只是一種尊稱而不是爵位，正如“伯”指同輩兄長、“子”指晚輩、“男”指相對于女、“侯”指斥侯那樣，因為當(dāng)時還沒有形成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所以“丁公呂伋”有時也被稱作“齊侯呂伋”。再者，周王朝還實行“諸監(jiān)”制，即由中央派出諸監(jiān)，監(jiān)視各諸侯方國，齊國當(dāng)然也要被置于諸監(jiān)的監(jiān)視之下。